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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堂五四晚会上的科学精神课 你有认真听吗?

作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9-05-06 23:00

张盖伦

青年演员白宇戴了眼镜,手里拿本共产党宣言。此刻,他是老师。

“这堂课,我们就来讲讲科学精神。”

白宇

科学精神并不虚无缥缈,它真实地体现在一代又一代科学家身上。

“追求真理,热血报国,从来都是科学精神的一体两脉。”他说,“科学,呈现于图纸、公式、推理,每一位科学大师的精神汇成了国之血脉。”

在央视五四晚会的科学精神课里,出现了由五位大学生诠释的五位科学大师——竺可桢、李四光、邓稼先、陈景润和师昌绪。

名字你我或许都熟悉,但他们的故事仍能讲很久。

竺可桢(1890-1974)

他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。

竺可桢在美国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,1918年回国之际,面对的却是满目疮痍。当时,中国仅有两座测候所,而且都由外国人控制。他感慨,这是一种耻辱。

1927年,中央研究院创办,蔡元培找到竺可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任所长。任所长16年来,竺可桢做了大量工作,在全国设立了百余个气象观测点。1930年起,中央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,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,这也是中国独立发布气象预报的开端。

对浙江大学来说,竺可桢这个名字,更具特殊意义。他是浙大风雨飘摇之际的校长,战火之中,他带着浙江大学1000多名师生走上西迁之路。

他本不愿当这个校长,“不善侍候官长,亦不屑为之”;但“若于浙大有所补益,亦愿全力以赴”。

他说,想要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,首先应该培养一种“只问是非,不计利害”的科学精神。他还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,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,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。

浙大在抗战硝烟中奇迹般崛起,被人称作“东方剑桥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,分管生物和地学领域。

竺可桢为后人留下的,不仅有他开拓的科学事业,还有从1936年到1974年间共计800多万字的日记。

去世前一天,竺可桢仍记录下了当天的气温和风力。

五四晚会上的竺可桢,浙江大学蒋博文饰

李四光(1889-1971)

这位新中国地质学奠基人,小时家境贫寒。14岁时,他独自到省城求学,填资料时写错了名字,才阴差阳错成了李四光。

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,也在北京大学教过书。新中国成立后,本已留在欧洲从事科研的李四光,和妻子一起回国。

他用实地考察,证实了中国冰川遗迹的存在;他运用地质力学原理,建议中央将石油普查工作作战略东移,帮助发现大庆油田,之后,又找到了大港油田、胜利油田等,粉碎了“中国贫油论”。

他一直念兹在兹的是地震预报。在生命的最后7年,李四光还指挥和领导着中国地震预报的工作,也曾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。他提出了地应力测量的概念,认为通过观测地应力情况可以预报地震。

不过,这些工作他还来不及总结,便溘然长逝。

李四光有句名言——“真理,哪怕只见到一线,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。”他曾说,搞科学研究,心只管细,胆只管大。“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,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。”

五四晚会上的李四光,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杜俊鸿饰

邓稼先(1924-1986)

这位两弹元勋的名字,已经感动过无数人。

1958年,34岁的邓稼先接过研制核武器的任务,从此走进大漠荒烟,从此隐姓埋名,从此再也顾不上小家。

“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,做好了这件事,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,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!”在调动工作之前,邓稼先这样对妻子说。

他“消失”了。有时突然回家,然后又突然离开。邓稼先的工作保密性太强,他不能多说,妻子不敢多问。

邓稼先和他的同事,一代人完成了其他国家五代科学家完成的任务。他进行过32次核试验,32次中,有15次是亲自在现场指挥。

核弹制成后,要再次全面检查各项参数,各个部件,插好雷管,运送到基地进行核试验。在这之前,需要科学家签上名字,表明核弹已经准备就绪,可以点火。

邓稼先,就是签字的人。

杨振宁曾经写:“粗估”参数的时候,要有物理直觉;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,要有数学见地;决定方案时,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。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。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,手有没有颤抖?

长期和核物质打交道,核辐射侵蚀着邓稼先的身体。身体情况的急转之下,发生在一次核弹试验后。核弹没有如期爆炸,邓稼先亲自去寻核弹碎片,遭到了严重的辐射损害。后来,他患上直肠癌。

结婚28年,邓稼先和妻子真正的相处时间,只有6年。在他投身核武器研制后,两人共度的日子,只有邓稼先生命中被病痛折磨的这最后一年。

临终前,邓稼先说,如果生命可以再生,他仍然选择中国,选择核事业。

五四晚会上的邓稼先,清华大学李凌霄饰

陈景润(1933-1996)

他是数学名家,也是七八十年代时众人心目中的科学偶像。

他在文学作品中的最大特点,就是“痴”。仿佛除了数学,再没什么能挤进他的精神世界。

70年代,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中的“1 2”时,陈景润住在中关村88号楼单身宿舍,房间6个平米。他独自一人和难题较劲,草稿纸用了三麻袋多。形成对比的是,1965年,布赫斯塔勃等证明“1 3”用的是大型高速计算机。

他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。

曾经,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请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,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被台湾占据,为了维护国家尊严,陈景润甘愿放弃这一机会。

人们说陈景润是天才,但他在数学上花的时间,投入的心血,也同样远超其他普通人。

1981年,陈景润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,也就是今天的中科院院士。陈景润还发起创建了计算机技术研究所,也是中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。

陈景润说,攀登科学高峰,就像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,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,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的。

图注:五四晚会上的陈景润,厦门大学于清川饰

师昌绪(1918-2014)

他被国外同行称作“中国高温合金之父”。因为他,这一涉及航空航天军事领域的核心材料在我国从无到有,并摆脱国外掣肘;也是他,开创了我国金属腐蚀与防护领域,倡导材料科学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相结合。

1965年,师昌绪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,这种叶片装备了我国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生产的大部分先进发动机。

师昌绪一向重视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。当年,大家普遍认为科研院所应该搞理论,但师昌绪觉得,搞材料研究,就是要把材料用上去。

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时,师昌绪把眼看没人管的几十个材料腐蚀数据网站管了起来,把腐蚀试验站的数据监测分析建设列为基金委重大项目。待到日后国家大型建设工程上马,大家才感慨他的目光长远。

人们说师昌绪爱管“闲事”。凡是于国有利、于民有益的事,师昌绪都要管一管。

比如,他和其他几位院士联名,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;2000年前后,又向国家建议组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国家纳米工程中心。

师昌绪一直在工作,早8晚4,一周五天。他感慨,一般人60岁退休,我已经多干了30年,也算对得起国家。

他曾这样写:“人生在世,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,要对人类有所贡献。作为一个中国人,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,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。”

图注:五四晚会上的师昌绪,西北工业大学郭凡溥饰

这些科学大家的名字,已经写入历史。

当然,在他们身后,还有一串串熠熠闪光的名字,共同铸就共和国科学的丰碑。

前辈开创的事业,此时可能已经鲜花着锦,也可能依旧荆棘密布。

青年科研人员仍要手擎旗帜,前赴后继,上下求索。

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。

最好的纪念,就是传承。

来源:科技日报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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